第三百九十章 谁买谁就是傻子（1 / 2）

说起来，在如今的大清官场上，田文镜可算是已经出名。在雍正继位之处，田文镜就被雍正派到河南清查积欠亏空，而田文镜一到任之后，便实行审追之法，即把已经查出亏欠钱粮的各官员汇集到开封，然后逐一审查，并且封存其财产，用来变卖赔补。

这一番手段却是几乎将河南官员给整治得生不如死，到了今年就完全补足了布政司库的亏空，而且田文镜在在征收钱粮过程中，将收粮银柜加固封条，并下令“公同面拆，立刻发匠倾熔，正、耗两项分数解司，不得存留丝毫。”

雍正对于田文镜这样的能吏，自然是大为赞赏，可是赞赏之余，心里也明白像他这般的性子，若是放到云贵大局上，反而会出乱子。

“单就云贵大局而言，更需要连通上下，积攒力量，团结人心，这方面田文镜尚不如李卫，而李卫更不如鄂尔泰。”

“皇上果然明鉴，奴才钦佩之至。”

雍正轻轻点头，随后便让张廷玉拟定了圣旨，让山东巡抚鄂尔泰接替云贵总督一职，言辞中自然也是好生一番夸奖，随后便命其好生经营云贵云云。

张廷玉很快就写就了升职，盖了大印，只是他心里清楚，这圣旨只是明面上的东西，真正要命的东西，还是背后给的密旨。

等到这件事处理过后，雍正才装作不经意地问道：“衡臣，最近在京城里可曾听到什么谣言了吗？”

听到雍正问这话，张廷玉脸色微微一变，只是被他低着头，倒也没有被雍正发现，只得老老实实回答道：“这京城里整日里都有些无聊的人，天天喜欢嚼牙花子，奴才也不知道皇上说的是什么谣言。”

不得不说，张廷玉已经深谙当官之三味，回答的却是极为巧妙，若是说有，那他就会很被动，风闻奏对是大臣的职责，为什么不禀报？是不是对皇帝有异心？

若是说没有，那这就是在侮辱雍正的智商了，好歹也是朝廷大员了，难道从来不关注京城里里有什么消息？这话说出来只会徒增笑耳。

因此，眼下张廷玉却说得极为巧妙，只说有，却不说具体是哪一个，原因就是谣言太多，也听得太多。

雍正脸上浮现出一丝意味深长的的笑容，“衡臣，景山那边最近有些动静，你替朕去瞧瞧吧。”

“嗻。”

尽管双方都没有将话挑明，可是张廷玉却已经完全听明白这话里的意思，景山是什么地方？那是康熙景陵的所在地，而眼下在景山真正需要他这个军机大臣去看的，只有一直被软禁的老十四允禵。

又是一个烫手的山芋！

张廷玉不由得叹了口气，这几兄弟怕是还没有斗完，只能继续往后看了。

在清廷陷入明争暗斗的迷局中时，宁楚却是再一次开始折腾起‘钱’的事情了，在制定好新的货币政策之后，相当于宁渝造出来了一只会下金蛋的鸡，可是鸡毕竟不是直接能换成钱的金蛋，因此后续的孵化才是关键。

因此，在四月份下旬，宁渝在奉天殿召开了一次大楚金融内阁会议，目的就是为了将这只金蛋给孵出来。

在金碧辉煌的大殿当中，仅仅只有十余人站在了台陛之下，他们当中有内阁诸位大臣，也有几名大型财团商会的代表，以及新上任的大楚银监会主席施南王宁忠信，以及大楚中央银行行长邓伯然。

实际上现如今的大楚中央银行，其实就是由原先的汇通钱庄改组而成，而作为原来的钱庄主事人宁忠信，如今也顺利成章地成为了宁楚的钱袋子。

作为银监会主席的宁忠信，自然也不好继续掌管中央银行，否则这个权力就着实太大了一些，就连宁忠信自己心里也觉得有些不妥，因此即便是在明面上，他也得卸去中央银行的职责，转手交给了当年跟随他许久的亲信邓伯然。

邓伯然此人作为当年的从龙老臣，一直以来都是作为宁忠信的左膀右臂，也出了很大的力气，因此这一次改组，他也就理所当然成为了大楚第一任中央银行的行长。

此时众人站在台阶之下，听着大学士恩斯特在殿上侃侃而谈，从新发行的货币制度一直到金融方面的问题，却是听得有些头晕目眩。

“尊敬的陛下，还有诸位先生们，如今我大楚的潜力远远没有发挥出来，其关键就在于金融上的巨大潜力没有被挖掘开，因此我们如今所谓的缺钱，本质上是站在金山上哭穷，你们不知道，这是多么大的一个浪费！”

“过去的我们，没有标准的货币，没有统一的汇率，甚至都没有常规的国债发行机制！这意味着我们的生产力没有被打开，作为流通的货币，陷入了空前的通缩当中，很多地方甚至只能以物换物，这对于我们，更是一个可悲的遗憾。”

恩斯特说的一切，并不成条理，语言混乱不说，更是夹杂了许多个人的情绪在里面，因此别说那些大臣们，就连宁渝本人更是听得有些头疼。

不过有些基础的东西，他是听明白了的，那就是这个年代的中国，即便有大量的白银流入，可是依然陷入了可怕通缩当中。

所谓的通缩，即市场上流通的货币量，少于商品流通中所需要的货币量，从而引起的货币升值、物价普遍持续下跌的状况。

根据宁渝的了解，明朝的灭亡跟通货紧缩本身就有很大的关系，在一条鞭法之前，各朝赋税皆以实物（布帛，粮食）为正赋，货币收入只占国家财政收入的很小部分，本质上就是因为缺乏足够的货币。

等西方的白银大量进入中国后，白银成为正赋，百姓上缴国税须事先统一兑换成白银，财政制度才发生了根本转变，也就是从实质上确定了明朝金融的“银本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