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10、611 我李洛,不能让千万男儿没老婆!(1 / 2)
马致远念完对牟巘等人的授官敕令,又拿出第二道文书,却是一道诏旨。
“唐王诏旨!诏曰:先,朱温以宣武篡立,前唐倾覆,而后梁遂立。开五代篡频之恶,后多效之,以致汉家衰败,契丹趁间,两宋孱弱,肇始者温也。”
“温无道,立国十余年而亡亦。寡人观五代政治,尤以朱梁暴虐尤甚,惨不堪言,令人发指。而温更以乱人伦之礼,得由其子弑之,遂至沦亡。古来帝王家室之祸,莫过此也。”
“此辈枭虎豺狼之辈,悖逆无道之属,集恶于一身,失德于天下,遗毒数百年,岂能为帝乎!后梁者,正统何在焉?”
“今,改五代为四代,废后梁之名,以宣武逆藩代之。另,废朱温帝号,以朱逆代之,废棋陵号,庙号,谥号…”
群臣听到针对数百年前的朱温如此严厉的处置,不禁心中凛然。
大王这是压根不承认后梁是朝代,更不认朱温是梁太祖了。而且把五代篡位频繁,导致中原元气大伤,造成契丹南侵,两宋孱弱的原因,归咎到朱温身上。
朱温冤枉么?
似乎有些冤枉。但仔细一想,他们也觉得不冤枉。
五代篡位叛乱如此频繁,起码朱温开了一个不好的头。这也使得宋匡胤兄弟矫枉过正,压制武人,导致军力孱弱。
但是吧,这么大的责任,朱温根本当不起,充其量只有部分责任而已。可是因为此人人品太差,私德太坏,也没有人同情他。
谁教大王是李唐后裔呢?怪就怪朱温运气不好。
可笑那朱温死后数百年,皇帝的头衔一下子被撸掉了。
马致远继续念道:“重印《五代史》,《资治通鉴》,五代皆改为四代。宣武逆藩之年号,亦废之,改为哀宗天佑年号。钦此!”
好嘛,后梁硬生生没了。
文天祥和郑思肖等人觉得不太妥当。毕竟后梁的确存在,怎么能一道诏书就抹除?这可不是小事啊。
不过,考虑到大王的身份,他们也无法劝谏,因为这妨碍了孝道。
李洛看到群臣没有反对,对自己的骚操作很是满意。这一道诏书公布,他的陇西李氏出身,和李唐后裔的身份,就实锤了。
可李洛的骚操作还没结束。
马致远又开始宣读第三份诏书:
“唐王诏旨!曰:大唐以道治天下,以士行其事。士者有四,曰文士,曰武士,曰理士,曰道士。”
意思是,大唐以大道治理天下,用士子来执行。士子分为文士,武士,理士,道士。
这就把武士,理士,道士提高到和文士一样的地位了。
武士不用说,自古都有。道士嘛,现在唐国人也不陌生,就是各级道庙的道官。可理士是什么?
很多人不明白。
却听马致远继续宣读道:“文士者,研习经史子集,人文艺术,文明教化。武士,研习军事武技,战术战略。理士,研修自然之道,数理之奇,匠造之巧。道士,研习道经,弘扬大道,布道天下,凝聚华夏民心。”
这一下,众人都明白了。原来,那些匠师就属于理士了。
李洛搞出来的的理士,其实就是科学家工程师。只是换了个名字而已。
这道诏书,是他和崔秀宁很早就捣鼓出来的,只是一直没有正式宣布而已。理士,完全就是一个新事物,而且对旧文人挑战很大,趁着刚刚监国阻止最小,李洛决定拿出来。
很显然,这四种士子的从业方向,也是有所安排。
文士,其实也不是传统的儒士了。李洛的诏书中说,研究经史子集,人文艺术,文明教化的,属于文士。
瞧,多了一个“人文艺术”的新词汇。
也就是说,不光儒士属于文士,就是一个剧作家,一个音乐家,也是文士!
李洛的文士,其实就是后世的人文科学从业者。
文士用来搞教化,繁荣艺术文化。武士就是从军从警,保家卫国。理士负责自然格物研究和制造技术,道士就是用来祭祀传道,统一华夏思想民心,抵御异教的侵蚀。
各司其职,相互影响促进。李洛还是在用士子治国,但他的士,已经不同了。
接着又是第四道诏书:“…颁布刊行《大道论》,凡士,皆研读之…”
道家思想偏理科,哲学思辨性更强,用来替换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再好不过。不过唐国的道家其实也是新道家,融合了儒家。
经过郑思肖的努力,纳儒为道的理论体系已经全部建立起来。郑思肖的《大道论》中明确提出,儒乃是天地大道的分支,属于人之道。所以儒士,也是道家信士。
大道论认为,天地大道包括理之道(自然科学)和人之道(人文道德)。
理之道包括物道,数道,医道,匠道,农道等;人之道又包括君道,臣道,武道,民道。
总结是,天地大道就是昊天上帝意志决定的真理,任何人都能顺应大道,都应该顺应各自的道。
文天祥也看过《大道论》。他的理解是,大王其实是在复古改良,将先秦时代的百家思想,存其精华去其糟柏,然后融会贯通为一,再以道家之名提纲挈领。
当真是千古未闻的神来之笔。用来凝聚人心,教化天下,治国理政,那是再好不过了。
百家皆为我所用啊!大王之雄才大略,由此可见一斑。
李洛看过《大道论》,觉得逻辑上推理极严,没有漏洞,准备下诏刊印,发行天下。
这几十年,经过金亡宋灭,蒙元逞凶,儒家势力遭到沉重打击。现在是儒家最虚弱,最自卑的时候,一部《大道论》轰出,将如同春雷一般震撼人心,一扫颓势。
趁虚而入,取而代之,行思想革命之伟业!
李洛觉得《大道论》以后世的眼光看,将唯物和唯心有机结合起来了,就如同道家的阴阳八卦,并不是像西方哲学那样,将两者对立起来。
在李洛和崔秀宁的指导下,《大道论》总结改良了华夏文化,是华夏哲学思想的集大成者。
李洛君臣不知道的是,《大道论》不但将来成为整个东方的统治思想,甚至影响了整个世界,让华夏文明始终保持了绝对领先。
郑思肖也由此成为世界级的大思想家。
第五道诏书,才开始涉及到实际政事,叫《积肥令》。
世界各国古代农耕民族,皆重视粪肥和草木灰肥。可问题是没有严密的管理,不但造成粪便污染,还造成大量的粪便浪费。
比如此时,乡村甚至城中人畜随处便溺的现象处处可见,不但很不卫生,也让人畜粪便大量浪费。
同时,古代沤肥手段不好,没有经过发酵处理,效果也打了折扣。(以上内容不知对否)
倘若能有效治理,不但能美化环境,还能使得亩产增加。保守估计,也能增加一成粮食。
李洛似乎记得,后世中国曾经推广过积肥沤肥,大概内容他不太清楚。但他相信肯定有人知道怎么做。
《积肥令》事关国家大计,本身不奇怪。可让百官意外的是,《积肥令》还有一个附加内容,就是广修公用茅厕。
古代是有公厕的。就是《周礼》和《墨子》这么古老的书,也提到了公厕。可以说,华夏是最早有公厕的国度。
可问题是,公厕太少了。这也是导致乡村城池到处大小便的原因。
为何?是古人傻?
非也。
因为古代是土司私有制。公厕占用的土地,算谁的?要知道,公厕所在,秽气冲鼻,苍蝇又多,影响的不仅仅是茅房所占的面积。
比如临安城,这么大的城池这么多人,总共有多少公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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