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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一章 临安难(1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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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京东西路燃起战火之后,大同帝国又出兵进犯大宋京西北路滑州进而威胁开封府,同宋两国之间的战争规模进一步升级。

大战将起之时,东京城中的禁军士卒却还在借口闹饷威胁主帅,为避免激化矛盾引发兵变等不可预测的后果,东京留守王黼急招都统制刘延庆回城统军应战。

不消王黼亲自吩咐,刘延庆回到城中后,就立即出面妥善处理好了禁军士卒闹饷的问题。

不管是守,是逃,还是降,大战来临之前东京城中的社会秩序都绝对不能乱,这点算是王黼和刘延庆二人唯一的共识。

除此之外,两人相互防范,再难统一意见。

实际上,经过这次逼战和闹饷事件后,王、刘二人已经正式撕破了脸皮。

王黼身为文官帅臣,天然就凌驾于武将之上,又长期居于朝中,与人争斗的经验极为丰富,即便铁了心要投降大同,也要尽量做得滴水不漏。

其人深知战乱不比平日,官威不如兵权,乃牢牢掌控京营人马调动权,以防范刘延庆狗急跳墙发动兵变,并向临安朝廷上书,弹劾刘延庆纵兵闹饷图谋不轨。

而刘延庆也不是一般军头,自不会闷声不吭背下这口黑锅。

其人也向朝廷上了书,弹劾王黼守御东京的种种诡异行为。

王黼极为狡诈,行事滑不溜秋,让人无从抓住其把柄。

刘延庆虽然一直怀疑王黼会投降大同,却也没有真凭实据。

而且,大宋武将不受文官帅臣节制,还敢告刁状,乃是大忌。

但两人已经撕破脸,就算刘延庆忍辱负重,也别想在王黼这里讨不到半点好,索性就将事情闹得更大一些,彻底与其划清界限。

别管有没有王黼投敌的罪证,先泼了脏水再说。

待日后这厮真的投降了大同,凭借这份“政治敏感性和坚定性”,就能抵消刘延庆自己弃城逃跑的罪责。

操作得好的话,还能将自己打造成与叛国贼做坚决斗争的勇士,并借此获得新君的赏识,从而东山再起。

其人还以全力应战为名搬进了军营吃住,无事不出营,有事也只以公文来往,坚决不给王黼发难的机会。

大战将起,东京留守司文武官员不仅不能精诚团结共抗强敌,反而因彼此之间的严重不信任而搞起了对立,还向朝廷告起了御状,将丑事闹得人尽皆知。

收到王黼、刘延庆二人的上书,刚刚拥立新君的临安朝廷官员如同嗅到了鲜血的蚊蝇,立即兴奋起来,纷纷就此事上书言事。

先是有人就事论事,弹劾刘延庆骄纵跋扈不受节制,必须严惩;

又指责王黼驭下无术,连一个军头都收拾不了,愧为三师重臣。

此论貌似各打五十大板,看起来客观公正不偏不倚,实际却是意有所指,绝不是为了和稀泥息事宁人。

果不其然,很快就有官员接过这个话题,并以话术手段转移矛盾,将王黼、刘延庆二人帅将不和的问题原因归咎于东京留守司机构设置不合理。

须知道,迁都临安是前任皇帝赵佶的提议,设置东京留守司也是道君不顾群臣反对一意孤行的结果。

也就是说,朝臣们针对东京留守司将帅失和之事的讨论已经转变了风向,斗争的矛头不经意间便指向了太上皇赵佶,正是因为其人所用非人才有今日之乱。

在尊尊亲亲的封建君权时代,君父的尊严高于一切,就算知道太上皇实际啥都不是,明面上也绝对不能承认这一点。

除非有臣子发了疯,不然绝不敢蛊惑天子收拾自家老子。

所以,东京留守司机构设置不合理之论的真实目标并不是赵佶,而是其人的亲信。

只有拿掉了这些人,新官家才能彻底坐稳江山,上窜下跳搞事的小臣子们也才能上位分果果。

没能追随太上皇南幸的道君宠臣也不是傻子,自然能看透这些人的真实谋算,性命攸关,如何敢放纵朝中这股暗流。

道君宠臣们立即以大敌当前,朝中却有小人欲要自乱阵脚其心可诛为由进行坚决反击,力劝天子一定要明辨是非,切勿为奸臣所蒙蔽,行敌人快而臣民痛之事。

大宋朝堂的党争持续了近百年,利益各方政治斗争的经验都非常丰富。

进攻方眼见有人主动跳出来承接火力,不仅不慌,反而更加来劲。

这些人的奏书开始指向具体的人和事,公开指责奸臣相互勾结,蒙蔽圣听欺压群臣,才会致天下祸乱于此。

当此两国大战之时,朝廷绝不能息事宁人和稀泥,唯有严厉惩治这些欺上瞒下的作恶奸臣,才能聚拢天下人心共保大宋江山。

如此,不到两天的时间,由东京留守司将帅失和相互弹劾引发的朝堂争论,就在群臣的刻意为之下彻底偏离的方向,变成了皇太子即位后的第一波政争。

至于朝廷这个时候本来应该关心的东京留守司问题如何处理,同宋两国即将扩大的战争如何应对等问题,则利益之争高于一切的朝臣们选择性的忽略掉了。

而本应该充当政争主持者和裁决者的天子赵桓却安坐御塌,基本不发表个人的意见,似乎尽力扮演着百事不通万言万当不如一默的新君形象。

天子不表态,就是默认政争的力度还不够。

该弹劾的事,想惩治的人,要重新分配的利益等等,之前的政争中都没有提到,或者提到了却浅尝辄止,没有达到天子想要的效果,还要继续加大火力!

但大宋此番皇位更替毕竟走的是内禅程序,太上皇虽然卸任之后就马上跑路了,其亲信臣子却还控制着很多关键岗位。

新君的支持者,或者说希望通过弹劾道君宠臣表达支持新君的态度,以换取个人富贵者的嗓门虽响,实际力量却很弱小,远远左右不了朝政。

政争能够持续进行下去的前提是争斗双方的力量旗鼓相当。

至少,在皇帝的偏袒下,弱势的一方能够扳倒强势一方才行。

不然的话,双方的力量对比极度不对称,一旦真正触及核心利益,掌握绝对优势资源的一方就会掀桌子,直接以暴力消除分歧。

刚刚以内禅形式完成权力交接的临安朝廷虽然进入到了后赵佶时代,却还没有真正过渡到赵桓时代,新天子的地位此时实际并不牢固。

求幸进者若是不顾双方实力对比一味瞎闹,将原本有可能倒向新君的老臣都逼到了对立面,反而会坏大事。

到那时,谁跳得最欢,谁就会被复辟的道君皇帝拉清单。

天子始终不表态,“倒道派”掌握的力量严重不足,就不敢闹得太过火,只能翻来覆去老三篇,杀伤力严重不足。

而道君的亲信宠臣们则咬紧“以大局为重”,只要摆出一副相忍为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一致抗同的态度,便可立于不败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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