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二、少林棍术神圣起源的谎言（1 / 2）

明正嘉年间，因为少林棍僧参与早期的抗倭寇斗争，以及后来程冲斗的《少林棍术阐宗》一书问世，少林棍术便名扬天下。

戚继光的《纪效新书》中也提到它，俞大猷的《剑经》中也提到它，不过俞在书中是以批评的语言来描述，其所见到的少林棍术，说其已失棍术真传，并让宗擎、普从两位和尚随他在军中学艺。普从学成后还俗，不愿再做和尚，宗擎则过了十多年再见俞大猷时说，他已在少林寺传了百人。事实上当时少林寺的棍术至少有二系在传承，一为俞大猷去少林寺前，少林僧习的棍；二为宗擎返寺后传的俞氏棍法，俞氏在少林寺所见的棍应源自中州人李叟。明中叶约145o年前后，剃度于少林寺的某严州公子觉远，请民间武术家白玉峰及李叟入少林寺传授武艺。白氏创“十载（1454-1524年）于1517年立了一通碑刻，提名为“那罗延神护法示迹”，碑文把“那罗延”视为该寺的舞棍护法神。这便是明代最早记录少林寺武术的碑文，而1517年前所有的少林寺碑对“那罗延”会否棍术，乃至少林寺后来说的各种武术，没有任何记载，也没有记载“那罗延”是少林寺的伽蓝神。以往的寺院都以关公为伽蓝神，少林寺则于1517年将伽蓝神，改为会棍术的“那罗延”。这与明中叶，朝廷开始重新重视并提倡“武备”的大环境有着直接的关联，而“那罗延”也就成为了少林寺“武备”的象征。这事生在16世纪初，有意思的是少林僧不仅将“那罗延”与“武备”混为一谈，在16世纪中后期，又将“那罗延”与佛教护法使者，统称为“天龙魁、郭万清的老师隐喻成“宋太祖”及“紧那罗武备”，说二位对武勇是“生而知之”者。张文魁、郭万清分别传授了董成大红拳（也称太祖拳、洪拳）及白氏五拳，而张、郭则极可能是白氏、李叟的俗家徒子或徒孙。《焦作武术》一书“于村武术源远流长”239页上记载：“明嘉靖年间。。适有山东青州人白天启绰号拳王者途经敝庄献身卖艺以传绝技。。。其名曰‘大洪拳、长拳、黑虎拳。。。。’第一代传人邑x武生员张五章，张五臣”,说明嘉靖年间怀庆府一带传大洪拳的不仅仅是张文魁，还有白天启。以张文魁的大洪拳之师或师爷李叟，隐射“托名创该拳艺的宋太祖”；又以郭万清的五拳老师或师爷白玉峰，隐射为“武备”的少林“紧那罗神”。因此，在通背拳谱里的“武备紧那罗”已不再是棍术的化身，而是指对少**术贡献最大的白玉峰。（注：红拳或大洪拳始自元末明初，不知何人创始，之所以托名为宋太祖“三十二势长拳”，主要隐喻宋太祖定下的“三十二条治国策略”。早期在山东、河南一带流传，后传至西北）

有研究者还认为，是《西游记》中的孙悟空形象影响了包括俗家程冲斗在内的一些少林僧对“紧那罗”的神奇描述。

总之，用佛教神“紧那罗”及“罗汉”传授少林寺僧武功之说，可以让少林僧为保卫寺院利益而练武杀生，并觉得心安理得。

可惜，少**僧似乎并未将习武与佛教的开悟结合起来，这方面道家的武术就结合得比较好。日本的泽庵宗彭（1573-1645年）提出了击剑中“无心”的理论，并经铃木大拙挥形成流行的“忘生死论”的武士道精神，而中国民间也早有“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的说法（后人托称为岳飞所言），明末董秉乾老道创的“董氏**枪“（王堡枪）也说“心忘手，手忘枪，一触而就，如眼帘护眼”。

明中、晚期的少**僧的确在征讨匪贼、镇压农民起义及早期抗击倭寇斗争中为当时的朝廷做过贡献（还有其它地方的寺僧也抗倭过，如杭州的僧人等），但也有不少少**僧自己成为匪贼，为害一方，甚至组成**武装。如王士性（1547-159一：少林寺和尚为什么要救唐王李世民？

唐高祖武德四年(621)春天，李世民以太尉、尚书令、陕东道益州道行台、雍州牧、左右武侯大将军、使持节、凉州总管、上柱国、秦王等身份督军与王世充作战，进行他建立伟大的唐王朝之前的统一战争。

二月份的时候，王世充已经兵败如山倒，但是因为窦建德率兵十余万增援，战局暂时变得复杂起来。当时的战场主要在洛阳附近，在洛阳与少林寺之间有一个“轘州”，原称柏谷坞，是隋文帝赐给少林寺的庙产，在寺西北五十里处，因其地势险要，属兵家必争之地，王世充将之据为己有，作为军事要塞，让侄子王仁则据守，自己拥兵与之不远的洛阳，互相呼应支援，以抗拒**。四月二十七日这一天，少林寺的和尚联合王仁则手下的轘州司马赵孝宰，里应外合，抓住了王仁则，将之送给了**；三日后，李世民派官员至寺颁赏——赐地(即柏谷坞)四十顷，水碾一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