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五章 后遗症（2 / 2）

张经将账目交上去，也许会引得嘉靖帝大怒，会罢斥严党的官员，会痛骂严嵩，会安抚张经，提拔李党的官员，但严嵩还会在首辅的位置上，牢牢坐着，屁股都不会挪一下。

所以这一局，李党大获全胜，严党大受打击，但很快就从打击中恢复，暗暗积蓄反击的力量，将来予以李党致命一击。

那这成了什么了，这不还是政治倾轧吗？

这是政治上的后遗症，经济上，兴盛昌最有可能的结局就是被肢解，被瓜分，被内廷和外廷肢解，被日升隆瓜分。晋党很快就越过长江以南，没有了淮商、海商的阻挡，他们的手伸地更加肆无忌惮。陈惇对江南商人没有什么好感，然而他对晋商更没有好感。因为如果说陆执章这样的江南商人的发家史不过是“掠之于民”，那晋商的发家史就几乎可谓是变卖国家利益了。

因为这帮晋商当初能膨胀，就是在边城走私盐铁，开始不过是开中取盐，后来为了攫取厚利，不顾国家的禁令，大肆走私粮食、盐铁，甚至走私火药火器——对象也从蒙古鞑靼变成了后金女真，让朝廷的封锁令变成一纸空文。更可恶的是，他们基本垄断了大明的军需供给，能想象和后金的对战中，火器打不着，火铳炸膛，然后棉服棉被都劣质过甚，无法御寒，一天之内竟使几十名士兵冻死吗？

说来说去，大家都不是啥好鸟，陈惇投笔而起，推开了窗子——但这又是现在解决不了的问题，现在最可怕的后遗症是，嘉靖帝缺钱，当发现掠之于民遭到了百姓反抗，而商人财富集中又不能反抗的时候，他就会认为，商人的钱可解燃眉之急而不用担心商人能闹翻了天。

所以病态的地方就在，商人在百姓身上掠夺财富，而朝廷从商人身上掠夺。朝廷不给张经一点军费，只要他自己去筹措，张经要对老百姓征税，但老百姓的钱财来的缓慢，只能选择财富集中的大户商人。他征了税之后，大户肯定不干，于是要联手把他赶走。但若是新下来一个总督，也要为了军费而掠之于商，于是又开始重复老路，这不由得让人发问，钱都到哪儿去了呢？

要是从商人的角度看，资本主义萌芽好不容易积累一点，又遭到暴风骤雨的袭击。而江浙的工商业、纺织业，一应市场遭到了重创，又有谁去培养呢？

陈惇此时还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成了紧握着最后一张王牌的荷官，他的一念决策就可以左右两方的命运——然而他对这张牌的归属，也没有做好打算。

一夜未睡的陈惇早早就出了门，冬日的苏州城旬月都在被阴云笼罩，街市上好不容易找到一家正在营业的包子铺，那店主还如同受惊了的老鼠一般，听到一点响动就不由自主想要收摊。

“店家，再来一笼包子。”陈惇道：“晚上街上搜捕盗贼，你是吓怕了吧？”

“可不是嘛，”这店主道：“不是说张总督的兵开过来，咱们苏州就太平了吗，杀了六七十个人还不够，为啥还要满城搜检犯人呢？”

“不是犯人，是盗贼。”陈惇道：“昨晚上有人偷了张总督的东西，还纵火烧了府衙。”

这店家啧啧两声，也不知道心里又在腹诽什么，一出门来却又和对面匆匆走来的人撞在了一起，两人都哎呦了一声。

“徐五爷，”这店家道：“好些日子没见了，怎么，德隆酒楼这几日便能开张了吧？”

“开张？”徐五牙缝里飞出几个字来：“关门了，不仅关门……老板要卖了酒楼，回扬州老家去，说扬州比咱们这地方好千倍万倍，最起码、不担心太监收税，也不担心被人抢劫！”

陈惇又往嘴里塞了个包子，就见徐五坐在他对面，一泡鼻涕一泡眼泪地回忆当日暴乱的时候，“当天下午乱起来，我还凑热闹往街上去看呢，就见那群天杀的，一窝蜂冲到店里搬东西，伙计阻拦，被打成重伤，店铺也被砸了个稀巴烂……我往那柴房里一躲，才算捡了一条命。我怎么跟老板交代？他还嘱咐我要看好店呢。”

“……凭你的手艺，”店家也陪着他鞠了一把同情泪：“总也有大酒楼肯要你吧？”

“蒸个面点的手艺！”徐五啐了一声：“您看看这一条街上，十个酒楼七个关了，乱起来的时候哪个不被砸地一塌糊涂？老板跑路才是对的，他们典卖了酒楼，到哪儿不能再开，在苏州开什么开！”

“也不至于吧，”陈惇忍不住插话道：“现在市面不是恢复了稳定了吗？治安也有序了，还怕什么？”

“怕什么，什么都怕！”徐五道：“鬼知道哪一天会不会又来一群死太监，那还做什么生意！我们老板都说了，折腾了三十年，酒楼开得蒸蒸日上一派兴旺又如何，一夕之间不是都没啦！还不如留着钱买房置地，这个最踏实，最实在，最骗不了人！”

“可不是嘛，”店家也在一旁帮腔道：“我听说好多织商大户，也都不做纺织了，都要变卖织机，买房置地呢。听说朝廷要问罪他们，现在才知道回去当个衣食无忧的田舍翁是多好的事儿了，当初挣了钱全都投到纺织厂里去，现在不就抓了瞎？”

“像这样的折腾，谁禁得起！”徐五郁卒地捶胸道。

陈惇听不下去了，他看着阴沉沉的天空，心道这一场事变刺激了许多人，暴露了许多问题。比如在中国古代无论哪朝哪代，几乎都是没有物权法的。财产所有权说变就变，为了保护自己的财产，人们自然会把资金转变成固定财产。没有物权自由，没有资金自由，市场发展也只能是痴人说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