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发个章节（1 / 2）

中国的户籍制度最早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 当时诸国征战，人口成为最重要的资源，没有之一。赋税、夫役、兵丁，皆出于人口。秦国在商鞅的主持下，率先建立了严密的户口登记制度，“四境之内，丈夫女子，皆有名于上，生者著，死者削”。并禁止民众自由迁徒，“废逆旅”、“使民无得擅徙”，人民不得已外出住店，必须持有官方开具的介绍信，否则客人与店家一块治罪。通过建立严密的户籍制，秦国获得了强大的财税汲取能力与全民动员能力，在争霸战中胜出。秦末，刘邦的军队攻入咸阳，诸将忙着抢金银财宝，抢美女，萧何则抢先收缴了秦王朝的户籍档案，这体现了他过人的政治远见，后来“汉王（刘邦）所以具知天下厄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民所疾苦也，以（萧）何具得秦图书也”。[2]

汉代：从私民到公民

大汉王朝的某年仲秋（八月），西北，万里晴空。张掖郡居延县的县衙门口，排了长长一大溜人，那是居延县的居民，他们按照国家的法令，扶老携幼，前来县衙登记户口，并接受官府的验查。这个过程叫做“案比”。

居延县西道里的一名燧长（边疆哨所所长）徐宗，也夹在人群中。他今年五十岁，家有七口人，家产（包括住宅、田产及耕牛）共值一万三千钱。这些户籍信息，他必须如实报告衙门，由衙门登记造册。

汉代继承了秦朝的全民户口登记制度，将全国的地主、自耕农、雇农、佣工、商人，全部编入国家的户籍，这叫做“编户齐民”。国家要求各县在每一年的仲秋，都要进行“案比”，更造户籍，户籍登记的信息包括：户主姓名、性别、年龄、身份、籍贯、家庭成员的数量、性别及其与户主的关系、财产（包括奴婢数目）等等。然后，县衙将各户户籍造册上报郡国，郡国汇总又上报朝廷，朝廷则设立“计相”与“户曹”，管辖全国户籍。

从法律意义上说，所谓“编户齐民”，是指所有编入户籍的大汉居民，不论东西南北，不分男女老幼，都是国家的公民（请注意，“公民”一词，早在先秦时已经出现了，意为“国家的人”，与隶属于贵族的“私民”相对），具有平等的权利与义务。其中最重要的义务是向国家提供赋税与徭役。汉代实行过按家赀多少“算赀”的财产税，但主要还是征收人头税，包括“算赋”（向15岁至56岁的成年人征收）、“口赋”（向未成年人征收）和“户赋”（按户征收）。另外，每一个成年男丁，还必须为国家服“正卒”役二年、“戍边”一年，并在本县服一个月的无偿劳役。徐宗所担任的燧长，应该就属于“戍边”的徭役。汉代也限制自由迁徙，人户要迁移户籍，须经“乡啬夫”批准。脱籍流亡是触犯法律的。所有赋税与徭役的征收及社会控制的实现，都必须通过发达的户籍制度来支持。

“编户齐民”的出现，乃是中国自封建制进入郡县制的一大嬗变。在西周封建制下，是不存在全国性户籍制度的，全民登记户口既不必要，也不可能，因为周天子除了保留王畿的土地，其余的大部分土地与人口，都分封给无数的诸侯国。而诸侯也是只保留一小块封邑，将其余土地分封给各个大夫。也就是说，周天子能够直接控制的土地，只有狭小的王畿。虽然周朝设有“司民”之官，“掌登万民之数，自生齿以上，皆书于版”，但这里“书于版”（计入户籍）的人口，显然只是生活于王畿的臣民而已。至于各诸侯国的人口，周天子是管不着的；同样道理，各大夫封邑上的人口，诸侯也是管不着的。这样，经典封建制下的人口，分属于不同层次的贵族（周天子、诸侯与大夫），他们是各级贵族的“私民”，而不是国家的公民。这样的社会，也是一个多层次的塔状社会。

先秦封建制瓦解之后，社会结构变得扁平化，不再有贵族，因而也不再有“私民”，全体臣民都成了国家的编户齐民。这可以看成是时代的进步，因为编户齐民意味着将国民从隶属于贵族的人身依附状态中释放出来。但同时这也可能是一个历史的陷阱，因为失去了贵族这个中间阶层，国家直接统辖无数的编户齐民，极容易造成国家对国民的奴役、国民对国家的依附。

当汉王朝的居民徐宗在排队申报户口的时候，他应该想不到户籍制度背后的深刻历史变迁，但他一定知道，如果他漏报或虚报户籍信息，将受到官府的惩罚。两千年后，在中国西北居延等地出土了一批汉简，其中便有徐宗的户籍档案。感谢这批在两千年的风沙中保存下来的文物，让我们今日仍有机会见识一下汉代户籍档案的面目：

“徐宗，年五十；妻一人；子男（户主儿子）一人；男同产（户主兄弟）二人；女同产（户主姐妹）二人。宅一区直三千；田五十亩，直五千；用牛二，直五千。”

唐代：良民与贱民并立